论汉语的语素与词的关系问题
摘 要：汉语的语素和词都是汉语的语法单位，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仍不明朗。李德鹏提出“汉语的语素就是词”，李显赫对此提出了质疑，赵强强赞同李德鹏的观点。笔者同样对李德鹏的观点持怀疑态度。本文将结合以上三位学者的观点，对汉语的语素和词的关系问题做进一步的思考。
关键词：汉语 语素 词 关系
目前，传统观点认为汉语的语法单位有四级：语素、词、短语/词组、句子。这一看法，将语素看作是?的下一级单位。而对于这一看法，学界仍存在一些不同的声音。李德鹏先生在《论汉语的语素就是词》（2013）这篇文章认为，汉语的语素和词存在概念上的矛盾，汉语的语素就是词，“语素”作为西方语言学引进的概念，不适合汉语语法的事实。李显赫先生在《汉语的语素就是词吗？??与李德鹏先生商榷》（2015）这篇文章中认为，“词”和“语素”的概念并不存在矛盾，因此李显赫先生认为李德鹏先生在理论的立足点上存在偏差，进而造成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赵强强先生在《也论汉语的语素就是词》（2016）指出，李德鹏的观点是成立的，“两个定语‘最小的和‘能够独立运用的之间是一种平行关系，而并非李显赫所说的‘层递关系”。[3]无论如何，这三位学者都抓住了根本，都从“语素”和“词”的概念入手，由“语素”和“词”关系问题展开讨论。而概念的解释也正是问题所在。以下笔者将结合三位学者的观点，在“语素和词的概念和关系”“合成词和构成语素的关系”“古今语法的标准不一致”“‘成词法概念的提出没有意义”四个方面再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语素和词的概念及关系
对于“词和语素在概念上是否矛盾”这一问题，笔者同意李显赫先生的观点。“最小的能独立运用的音义结合体”与“能独立运用的最小音义结合体”两种说法存在着种属的差别。多层定语的排列往往要遵循一个优先性序列。认知语言学中的距离相似性原则也同样可以说明这一点。距离中心词越近，表示在人们的认知域联系越紧密。同时，“语素”和“词”作为名词性专业术语，可以从类别和特征两方面进行定义，表达成“特征+的+类别”的偏正结构。[1]而“最小的能独立运用的音义结合体”与“能独立运用的最小音义结合体”也遵循了这一特点。因此，当采用前一种说法的时候，首先确定其类别是“音义结合体”（语言单位），而后用“能独立运用的”这一特征进一步缩小范围到：词、短语、句子，直接排除了语素，最后再用“最小的”这一特征锁定“词”这一级单位。同理，当采用后一种说法的时候，可以直接确定其类别是“最小音义结合体”即语素。这个时候，此概念无论定义“语素”还是“词”都明显不合适。因此，语素和词在概念上并不矛盾，而李德鹏先生之所以认为矛盾，是因为他在给词下定义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定语位置的变化会改变范畴关系。而赵强强却直接忽视这层范畴关系，认为“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和“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音义结合体”都是词的定义。认为定语的语序不会对整个结构产生影响。首先，最小的音义结合体是语素以及音义结合体就是语言单位的观点，李德鹏是接受的。那么“音义结合体”（语言单位）范畴同时将“语素”和“词”两个范畴全入其中，而后，“最小的音义结合体”（语素）又作为“音义结合体”（语言单位）的下位范畴，最后加上最外一层定语“能够独立运用的”成为“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即“能够独立运用的语素”，那自然就是成词语素了。此外，赵强强用“红的小苹果”和“小的红苹果”来说明定语语序不影响定中短语的意思。[2]笔者认为，这二者是存在认知差异的。“红的小苹果”中，焦点是“红”，背景是“小苹果”，那么这个短语的意思是从一堆“小苹果”筛选出“红色的”来。而“小的红苹果”中，焦点是“小”，背景是“红苹果”，即从一堆“红苹果”中帅选出“小的”，语境义是不同的。后来，赵强强又用“高学历”和“年轻”作为简历筛选条件，认为无论这两个条件顺序如何，结果都是一样的。这一点明显是有问题的，这要看高学历群体和年轻群体的比例，只有当这个比例是1：1的时候，结果才会一样。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以“优秀”和“中国”作为“学生”的筛选条件，顺序不同，结果也会不同。“优秀的中国学生”，这些学生肯定都是中国人。而“中国的优秀学生”，这些学生中可能还会有留学生。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语素是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包括能独立运用的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即成词语素，和不能独立运用的音义结合体即不成词语素。词是最小的能独立运用的音义结合体。语素和词存在两种关系：一是组合关系，即两个或多个语素组合成词；二是实现关系，即成词语素独立使用时，该单位直接实现为词。
二、合成词和构成语素的关系
李德鹏认为，从语素到合成词的演变是单向性的，复合式、重叠式和附加式合成词都是单语素，所有的成词语素和不定位不成词语素都是词，定位不成词语素根本不是语素，所以不是词。[1]李显赫认为，合成词都是多语素词。赵强强完全支持李德鹏的观点。在笔者看来，对这一问题的把握，首先要清楚认识到语素义和词义的关系。以下，笔者也从复合式、重叠式和附加式这三类合成词来考察词义和语素义的关系。
（一）复合式合成词
李德鹏认为，两个或多个语素组合成词，单个的语素就没有意义，也就不是音义结合体，自然不是语素了。赵强强也认为，语素组合成词后，语素的意义发生了弱化，该词的构成语素的意义已经融合为一个整体。而李显赫认为，这是由于词义的透明度造成的。笔者同意李显赫先生的观点。词义和语素义的关系比较复杂。符淮清（2004）将合成词词义和构成它的语素义的关系分成了六大类：词义是语素义按照构词方式所确定的关系组合起来的意义；词义同组成它的两个语素相同、相近，这些都是并列式的合成词；合成词的语素义表示了词义的某些内容或特征；合成词的词义是语素义的比喻用法；合成词的词义是语素义的借代用法；合成词中有的语素失落原义。这也和李晋霞、李宇明的“词义透明度”的“完全透明、比较透明、比较隐晦、完全隐晦”的四个层级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李德鹏先生认为，构词语素只有具有完全透明意义实在的语素义才算作是语素，因此“要领”也是单语素词，我们认为，“要领”是构词语素义的比喻用法，属于比较隐晦的层次。在赵强强的《也论汉语的语素就是词》一文中，“国家”“开关”“兄弟”“窗户”一类词我们认为是属于符淮青所分的第六类：合成词中有的语素失落原义，属于典型的偏义复词，属于比较透明的层次；而“白菜”“油菜”这类词，我们认为是符淮青所分的第三类：合成词的语素义表示了词义的某些内容，“白”“油”都是菜的部分特征，属于比较透明的层次。
（二）重叠式合成词
李德鹏先生认为，重叠式合成词如“姐姐”，在合成词里，两个“姐”都没有单独的意义，都不是语素。李显赫则认为，“姐姐”这个词的词汇义由“姐”充当，语法义和色彩义由重叠式，语素叠加，意义也发生了改变。赵强强也认为重叠时合成词的构成语素没有单独的意义，认为李显赫的讨论跳出了词法进入到了句法层面，是不可取的。笔者认为，重叠式复合词，第一个语素表达概念义，第二个语素表达附加义。同样以“姐姐”这个词为例，如果这个词中的两个“姐”都没有意义，那么这整个词“姐姐”的意义又从何而来呢？如果仅仅是组合形成的意义，那么这造成的结果就是单个的“姐”的意义和整个词“姐姐”的意义没有关系，而语言事实告诉我们结果正好相反。当然，“姐姐”这个词中的两个“姐”都有意义，并不意味着组合成词后整个词的意义就是简单相加，成为赵强强所说的复数名词。而是这两个语素都会失去一部分的意义，并且会再增加一个结构义，表达一种亲昵的感情色彩。
综上所知，重叠式合成词，第一个语素主要表达概念义，第二个语素主要表达附加义，表达一种特殊的感情，这也是重叠式复合词第二个语素读轻声的原因。
（三）附加式合成词
对于附加式合成词，笔者仍然同意李显赫先生的观点，但同时也认为李显赫有些地方存在偏颇。比如，在不清楚“胖子”和“桌子”的“子”的词源是否同一的时候，不应该马上指出李德鹏对“胖子”和“桌子”的分析的矛盾之处。附加的词缀往往表达一定的语法意义。赵强强在文章中认为“子、儿、头”不是名词的标志，对于这一观点笔者是认同的，但是他在其后论述中认为附加式合成词在加词缀之前就已经完成了转类，这一观点笔者坚决不认同。其实问题就在于对“子、儿、头”语法意义的认识。朱德熙在《语法讲义》（1982）中讲到：“子”是名词和量词的后缀；“儿”是名词、量词、动词、副词、状态形容词的后?；“头”是名词、方位词、抽象名词的后缀。同时，笔者坚决认为词缀是语素，词缀首先都有音，即使是“儿”也是有音的，虽然不是一个完整的音节，但附在前一个语素之后，连读时会有一个儿化音，在笔者看来，那个多出来的儿化音就是词缀“儿”的音，只不过不是一个完整的语音。同时，词缀都是有义的，只是概念义不存在，但语法功能和附加义都具有。
综上所述，所有的合成词都是多语素词，成词语素只有在独立使用时才是词，不成词语素只能和其它语素组合成词。同时，语素组合成合成词后，语素义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以此来适应整词的意义。
三、古今汉语语法的标准不一致
李德鹏先生认为，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是同一套语法标准，我们就是依据现代汉语语法标准判断“雎鸠”是一个单纯词。[1]笔者认为，这只是李德鹏先生的主观臆断。判定“雎鸠”为单纯词即是判定其为单语素词，那么依据当然是“雎”和“鸠”不能单用，只能合用表达意义。而我们对其使用情况的考察，当然要放到具体语境中来看。“雎鸠”作为一个古语词，其使用的具体语境自然是古代汉语。所以，我们判定“雎鸠”为单纯词的真正依据其实是古代汉语语法标准，根据“雎”和“鸠”单用时在古代汉语语篇中的出现频次和具体意义，最后依据其考察结果使我们能够判断“雎”和“鸠”在古代汉语中不能单用，只有合在一起才能使用，表达完整的意义。因此，笔者认为，古今语法的标准是不一致的。如果古今语法的标准真的一致，那又何必要区分现代汉语语法学和古代汉语语法学？正如李显赫谈到的，语素和词具有时代性。古代汉语是词组的很多变成了词，是词的很多变成了语素，比如说古汉语“妻子”是一个词组，现在变成了一个词，古汉语的“丘”是一个词，而现在只能是一个语素了，比如“山丘”。其实，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49）里，就已经明确强调要区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了。当然，要找出古今语法标准的差异，还可以在共时中研究历时的演进。比如可以将现代北京话和粤语相比较等等。
综上所述，古今语法的标准是不一致的。对一个词的考察，要根据其性质和时代特点，放到具体语境中去看。当然，不可否认，古代汉语语法和现代汉语语法存在很多相同的地方，如造词法部分，但部分相同并不代表二者完全一致。语法是汉语语言系统中演变最慢的一个子系统，但历经千年仍是变大于不变，如词的双音化，词的语法化，语序的改变等等。因此，在研究具体的语言现象时，我们应该坚持区分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
四、“成词法”概念的提出没有意义
笔者认为，“成词法”概念的提出没有必要。李德鹏先生认为，词的意义和结构都是统一的，不能再切分，因此没有构词法，只有成词法。[1]赵强强也认为“成词法”比“构词法”更好地照顾到了合成词的结构和意义的一体性。在笔者看来，从语素到合成词的演变，不是单向性的，而是双向性的。现在很多实证研究都证明，“语素是一个独立的心理表征单元，在视觉词汇识别的早期阶段发挥作用，在词汇识别加工中存在将整词切分为几个语素的过程，可分解性是语素加工的重要机制。”[6]因此，合成词是可以进行结构分析的。对合成词的分析，能够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到语素组合成词的理据。否认现代汉语构词法的存在，会引起一连串的不便。如果现代汉语没有了构词法，现代汉语词语的结构分析没法进行，势必影响现代汉语词汇学的发展；同时，没有了构词法，人们对词语的记忆只能是单个整体的记忆，也会影响汉语的教学；最后，还会影响新词的产生，没有了构词法，都靠古代汉语的“成词法”，这势必会大大加大人们记忆的负担，而且时代在发展，古代汉语不可能有现代社会中的人们需要借以表达的所有词汇，即使有，也难免会不够贴切。
因此，笔者认为，现有的“构词法”优于“成词法”，能让我们清楚了解到词的构成理据，便于人们学习、记忆和创造新词。“成词法”概念的提出没有意义。
五、结语
语素和词的关系问题由来已久。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语言单位，词是语言中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语素又可分为能够独立运用的语素和不能够独立运用的语素即成词语素和不成词语素。二者的界限是清晰的。之所以有时候会引起争议，主要是成词语素的存在和语素义同词义的复杂关系。成词语素既独立成词，也可以与其它语素组合成词，而不成词语素只能与其它语素组合成词。因此，成词语素演变为词存在两种关系：实现关系和组合关系，不成词语素演变为词只存在组合关系。此外，合成词内部是可以分析的，语素也是一个独立的表征单元。合成词的词义和语素义之间存在多种关系，构成合成词的语素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的方面，以不同形式来表示词义，其间的关系多种多样。一个新理论的科学性要看其是否自足，是否能解决其他理论解决不了的问题。否定“造词法”提出“成词法”的概念，会破坏原有语法系统的完整，引起连锁反应，不够经济。同此，“成词法”也无法解释当下新词产生的原因和理据，更不具有预见性，无法进一步发展现有的语法系统。但这一理论思考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本文是在李德鹏、李显赫和赵强强三位学者的文章的基础上，对语素和词的关系问题，提出的进一步思考。其中不当之处，还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注释：
[1]符淮清：《现代汉语词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214-218页。
[2]李德鹏：《论汉语的语素就是词》，汉语学报，2013年，第2期，第90-94页。
[3]李显赫：《汉语的语素就是词吗？与李德鹏先生商榷》，琼州学报，，第3期，第57-62页。
[4]赵强强：《也论汉语的语素就是词》，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第4期，第62-68页。
[5]朱德熙：《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0-32页。
[6]邹丽娟：《语素在词汇识别中的认知及神经机制》，心理科学进展，2013年，第9期，第1570-15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