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鹪鹩”的赋文演绎
庄子以寓言说义理，故古代诗文引《庄》及以其寓言形象为题材者多，赋域亦然。比如宋初太宗朝淳化三年的一场殿试，皇帝自定试题《卮言日出赋》即用《庄》典，并对身边的侍臣说“比来举子浮薄，不求义理，务以敏速相尚，今此题渊奥，故使研穷意义，庶浇薄之风可渐革”（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以“渊奥”二字喻之，其重视程度可见。在《庄子》书中，寓言托“物”尤多，且偏爱禽鸟，历代赋家多加以演绎，如李白之《大鹏赋》赞其“六月一息，至于海湄”“缤纷乎八荒之间，掩映乎四海之半”的宏大气象，而张华的《鹪鹩赋》则不侔，咏颂的是《庄子》中的“微禽”，以致当时就有“形微处卑”“无智足贵”（傅咸《仪凤赋序》）的讥议，然与李赋歌咏“大鹏”以纵放其才情相比，张赋之体物言志，假“鹪鹩”之微以喻理，其于《庄子》思想旨趣之演绎，或许更有值得品鉴的地方。
张华《鹪鹩赋》见载《晋书》本传，赋前无序，萧统《文选》卷十三录于赋之“鸟兽”类，赋前有序，对赋意的阐发甚为清晰。序云：
鹪鹩，小鸟也，生于蒿莱之间，长于藩篱之下，翔集寻常之内，而生生之理足矣。色浅体陋，不为人用，形微处卑，物莫之害。繁滋族类，乘居匹游，翩翩然有以自乐也。彼鹫鹗?鸿，孔雀翡翠，或凌赤霄之际，或托绝垠之外，翰举足以冲天，觜距足以自卫，然皆负?婴缴，羽毛入贡，何者？有用于人也。夫言有浅而可以托深，类有微而可以喻大。
前贤对这篇赋的解读，偏重两点，一是名物，如“鹪鹩”为何？于是有了微小黄雀，工雀，桃虫、女工，巧妇，女匠、桑飞等名称。二是写作背景，《晋书?张华传》记载：张华“初未知名，著《鹪鹩赋》以自寄。……陈留阮籍见之，叹曰：‘王佐之才也！由是声名始著。”所述《鹪鹩赋》因受到阮籍的赞赏而闻名，亦如左思《三都赋》受到皇甫谧等推重而“洛阳纸贵”，诚魏晋时代文名显微赖士族推挹之惯例，然谓“未知名”时而作此赋，史著中或有不同记载，如《文选》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张华）少好文义，博览坟典，为太常博士，转兼中书郎。虽栖处云阁，慨然有感，作《鹪鹩赋》。”以为作者显贵后而作此赋。至于史载张华“博物洽闻，世无与比”，虽有其撰《博物志》为证，然对这篇赋的理解，也属泛泛，并无助益。所以品读此赋，还是赋序所说的言“浅”托“深”、类“微”喻“大”为要则，与其未知名或显贵时作，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赋是对《庄子》中之“物象”（或“意象”）的演绎。
由此来看赋文对“鹪鹩”之形态及质性的描写：
巢林不过一枝，每食不过数粒。栖无所滞，游无所盘。匪陋荆棘，匪荣?兰。动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顺理，与物无患。伊兹禽之无知，何处身之似智。不怀宝以贾害，不饰表以招累，静守约而不矜，动因循以简易，任自然以为资，无诱慕于世伪。
刘勰《文心雕龙?才略》云：“张华短章，奕奕清畅，其鹪鹩寓意，即韩非之说难也。”考《韩非子?说难》，意在游说人主之难，假喻龙喉下有逆鳞，触犯会杀人，人主亦有逆鳞，故不可触犯。刘勰这里说的只是就赋中喻有才易触罪之意予以比拟，乃与《说难》意有相通，如其颂述“短章”，也是取意陆云《与兄平原书》“张公文无他异，正是清省无烦长，作文正尔自复佳”，说的是为文之法。所以论张赋之义理，仍在《庄》学系统。张赋叙述鹪鹩“巢林”一节文字，取词及意都在《庄子?逍遥游》有关“尧让天下于许由”一段叙述，其中许由回答帝尧的文词是：
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
理解《庄子》这段文字，其中“鹪鹩”“偃鼠”之喻，属宾词，关键主词是“予无所用天下为”一语，是超然人外与物外的逍遥之境。文中托词许由以“鹪鹩”“偃鼠”自喻，以“深林”“河”比喻天下，以“不过一枝”“不过满腹”比喻适性而止，不可多外求，都是这个道理。也因为张赋演绎《庄》意，故赋中也不乏引《庄》文字，如写鹪鹩之“微禽”的“摄生而受气”，取词于《秋水》之北海若曰“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奚以自多”。而在赋的末尾，作者发挥议论并再阐文章之主旨云：
阴阳陶蒸，万品一区，巨细舛错，种繁类殊。鹪螟巢于蚊睫，大鹏弥乎天隅。将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余。普天壤以遐观，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
赋中“大鹏”句用《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余”句，李善注引《庄子》“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以明其本原。
如果推衍《鹪鹩赋》中的《庄》旨，自然不限于赋文中取《庄》之词，而更在取意。勘究《庄》旨，论赋中取意，撮发其要，在两个关键字：第一个字是“用”。读赋中有关“小”（微）与“大”之辨，无非在“用”。因此，张赋赞颂鹪鹩之“微禽”，常用大物（美禽与猛禽）以反彰正。如赋述美禽如“孔翠”（孔雀、翡翠），“无罪而皆毙”，猛禽如“海鸟”，却“体大妨物”，反不及“兹禽”（鹪鹩）“不怀宝以贾害，不饰表以招累”，这正是庄子倡言的“无用之用”。如果对读《庄子?逍遥游》中有关惠子提出“大瓠”无用而“掊之”，庄子答以“宋人善为不龟手之药”的故事，与惠子提出一种“大树”（樗）以为“大而无用”，庄子答以“狸?”与“?牛”之别，说明善用不如无用之理。对比两则寓言，前者在如何“用大”，后者在“用大”不如“无用”，所以论辩中，惠子以“拙于用”嘲笑庄子，反被庄子解嘲，以“用大”与“无用”两个层面，以去“聋”去“瞽”去“蓬之心”，使惠子陷于“拙于用”的尴尬境地。回观张华赋的描述，“小”与“大”之辨并不要紧，关键是解消“用”与“无用”的表象，以自足的随遇而安，彰显“微禽”的全身与全德，就是“任自然以为资，无诱慕于世伪”。从这层意义来看，臧荣绪《晋书》说张华“栖处云阁，慨然有感”而撰此赋，似较唐臣房玄龄等所编《晋书》谓“初未知名”而作，更接近于赋意与赋境。
这又引起我想探讨的该赋阐发《庄》旨的第二个字“物”。所谓“用”与“无用”，必托身在“物”，这也是作为咏物之作《鹪鹩赋》最值得揣摩的趣味所在。在《庄子》众寓言中，一切“物”都在“游”，意臻于“逍遥”之境，然如何得以逍遥，必赖思维之方法，这就是“齐物”，诚如《秋水》中假北海若语：“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换言之，倘以大欺小（因小事大），以强凌弱（因弱畏强），安能有片刻之“逍遥”？缘此，庄子故作小、大之辩，以“泰山为小”“彭祖为夭”为说词，破除“物执”与“我执”，以达忘我适性的境界。正缘此理，当时围绕张赋引发一场赋坛有关“体物”创作的争论，反对者如傅咸的《仪凤赋》与贾彪的《大鹏赋》，如贾赋《序》云“余览张茂先《鹪鹩赋》，以其质微处亵，而陋以远害。愚以为未若大鹏栖形避远，自育自全”。而赞成者则如张望《鹈赋》对“鹈之小鸟”“率性命之开放，独遨逸而获全”品性的讴歌，王徽《野鹜赋》对此小鸟“遵时弄音”“心矜远野”的歆羡，这既与《鹪鹩赋》一脉相承，也是魏晋时期咏物赋的创作新潮和主流。推测这一思想的成因，宜在玄学思维对《庄》学“齐物”观的推挹与再阐。因为在庄子“齐万物”“等大小”的同时，他为了自标清贞，高扬人格，张大“游”的精神，又尝在寓言中反复赞美“鲲”“鹏”“?雏”（鸾凤之属）类神奇伟岸的“美禽”，而贬斥“蜩”（蝉）“鸠”“斥?”“鸱鸟”类的微细凡庸之“陋禽”，这不仅是庄子思想的内在矛盾，也是与当时以大小慧凡之物区分人格高低贞秽的思维相关。与之不同，我们看两则郭象《庄子?逍遥游注》语：
夫大鸟一去半岁，至天池而息；小鸟一飞半朝，枪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则有间矣；其于适性一也。（“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句注）
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馀矣。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蜩与鸠笑之曰”句注）
其“适性一也”“逍遥一也”的观点，既阐发庄子“逍遥”“齐物”思想，又扬弃其以物拟人的品性划分，完成了对“禽性”的玄学解释。如此再看张赋“类有微而可以喻大”的意旨，其所赞美“鹪鹩”的“无玄黄以自贵”与“毛弗施于器用”“肉弗登乎俎味”之“陋体”，以及“其居易容，其求易给”的自足与逍遥，亦等同郭象对《庄子》玄学化的演绎，却因属文学化的创造，而呈示出更为生动的形象。
《文选》“赋类”之“鸟兽”首列贾谊《鸟》、祢衡《鹦鹉》与张华《鹪鹩》三篇，然区分而论，殊为不同：贾赋托“鸟”以言“不祥”之兆，颇具神氛；祢赋写外邦献贡之“鹦鹉”，尤多奇丽；而张氏笔下之“鹪鹩”，虽取资前典，却以探究物性为旨归。于是考原汉晋诗赋咏物之“变”，要在以“神物”转向“凡物”，由“虚夸”转向“征实”。汉人拟物，如歌诗之“天马”“龙蛇”，赋文之“文鹿”“大雀”，皆承“?骚”之“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王逸《离骚经叙》）的比德传统，至晋人写物，“走狗”“蜉蝣”，竞呈笔端，即如外邦所贡之奇物如“巨雀”，汉人则炫其奇彩，如谓“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班固《两都赋》），在张华《鹪鹩赋》中也只是“条支巨雀，逾岭自致”，以其“妨物”而无任何优越于“微禽”之处。神物，多想像物，凡物，则眼前物，赋家的咏物由“神”到“凡”，或许解构了伟大的形象，却增添了物态本身的理趣，这种由英雄时代向平凡世界的转变，也很难衡以得与失的标准，然这种现象的形成，确实内涵了赋家对《庄》学之“自适”精神的演绎，“鹪鹩”作为被选择的符号，堪称一个时代咏物文学的征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