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好人主义圈子文化对照演讲稿(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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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好人主义圈子文化对照演讲稿篇1

在最近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中央领导同志屡次向不正之风“说不”,继“向旧习惯说不”之后,又提出“敢于向好人主义说不”。这不仅是对教育实践活动批评与自我批评环节的要求,更是直指一些地方长期以来党内生活不健康的一种突出风气。

“好人主义”就是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就是讲私情不讲党性、讲关系不讲原则的腐俗官风。比如说,班子内部维持“一团和气”,出了问题回避掩盖,开会决策你好、我好、大家好,宁可得罪工作,也不得罪“朋友”,宁失原则,不伤感情;又比如说,同志间关系“低头不见抬头见”,面子至上、友情第一,明知不对、少说为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大家都做“顺水人情”,人人争当“好好先生”;再比如说,上下级关系讲究“和谐”,下级有问题,“上面”包着、护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下级则对“老板”随声附和、奉承捧场,等等。直到这次教育实践活动,要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了,要开民主生活会了,有的同志仍然是对上放“礼炮”,对同事放“空炮”,对自己放“哑炮”。

批评与自我批评,本来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党不是 “一团和气”的俱乐部,也不是“你好我好”的同路人,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内必须有健康、健全的政治空气和严肃、严格的批评风气。“好人主义”不讲原则、没有党性,“老好人”也并不是什么真“好人”??“多栽花”,无非是要“少栽刺”,“与人方便”终究是为了自己方便,这种八面玲珑、四面讨好的“好人”,往往是精于算计、满心思个人得失的人,是功利私心最重的人。这种从不与人红脸的人,往往也是对同志最不负责的人。“好人主义”说到底,就是一种官僚主义??在封建官僚体制下,“同朝为官”的同僚,在对专制王权的同一依附中结成利益共同体,同进退共荣辱,“一团和气”成为做官的座右铭,明哲保身和务求中庸成为仕途的不二法门。多少年来,“好人主义”作为一种官场“麻醉剂”和“腐化剂”流传风行,于今又烈,我们必须抱有高度警惕。

“好人主义”并不是什么“好东西”。“好人主义”再走一步,就是“圈子文化”。早在70多年前,*同志就在《反对自由主义》中,历数了“好人主义”的“对象”??“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者、老同事、老部下”,其实就是被小平同志斥为“害死人”的“小圈子”的雏形,就是沆瀣一气、利益攸关的“朋党”的基础。另一方面,“好人主义”真是“好好先生”吗?有的“好人”是双面人,“台面上”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举手,会下乱放炮,当面“和睦相处”,背地里拉帮结派,当面唯唯诺诺,转过身却以邻为壑,当面拍马奉迎,私底下却搞阴阳两面,甚至还有暗中设陷阱、捅刀子,织罪名、造谣言的呢!

“好人主义”盛行,关键在领导干部身上。一是党内生活不健康,缺少批评的环境氛围,缺乏民主空气。有的“一把手”,脾气大得很,“个人尊严”碰也碰不得,一听批评,就火冒三丈,甚至拍案而起,抓辫子、打棍子、穿小鞋,结果谁也不敢说个“不”字,一片鸦雀无声之下,“你好我好”便成风气。二是有的领导,明知制度被破坏,竟网开一面,造成“破窗效应”,目睹下级犯纪律,也不吭声,叫作“放人一马”。他无非是要做人情、博“官声”、拉关系、争“选票”,既爱惜一己的羽毛,博取不正常评价下的“开明”形象,又追求为官的“民意支持”,获取选举呀、测评呀的“高票”。说到底,还是“为人际关系所累”,过于为自己的荣辱进退算计。

向“好人主义”说不,要有“敢于”的勇气。有些地方,“好人主义”已经形成风气,成为 “规则”,要打破这种局面,就要敢于唱“红脸”,敢于当“出头鸟”,敢于一时“不见容于众”,敢于被视为“异端”、划向“异类”,甚至敢于被“孤立”、被“边缘化”,总之要有动真格的勇气。另一方面,要从舆论上、体制上支持那些敢于批评不做“好好先生”的同志,要科学分析某些“选票”中的真实成分,既要坚持群众公认,又不能简单地“以票取人”,尤其是再也不能让那些奉行“好人主义”的人得实惠占便宜获利益??“好好先生”在生活中尝到的“甜头”,不是已经成为“好人主义”风行的“示范”和“榜样”了吗?

反对好人主义圈子文化对照演讲稿篇2

如果说,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治理目标之一是“为官不为”,推进“能上能下”本身也要避免“为官不为”

这几年来,在中央正风反腐的政治新生态下,不正之风大为收敛、腐败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与此同时,也出现一种现象:一些干部感慨为官不易,有的甚至为官不为,正所谓“啥都不干,难找缺陷;不做事情,不担风险;组织考核,没有缺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为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亟待解决的新课题。

“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首次对干部“能上能下”做出专项规定。从聚焦“不正、不为、乱为”三大为官问题,到调整十种“不适宜任现职”干部;从增加五项对领导干部的问责情形,到明确六种干部“能下”的渠道,《规定》的出台,堪称是治庸、治懒、治散的点睛之笔,传递出公职人员队伍没有“铁饭碗”的明确信号,也标志着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的现代转型。

干坏事要下台,不干事要下台,干不好事也要下台。推进干部“能上能下”,重点和难点是解决“能下”的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能上不能下”是当前干部人事管理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更是因为,“能下”是“能上”的前提,干部只有“能下”了,才能腾出更多位置,让更优秀的干部有施展平台,实现真正的“能上”;干部只有“能下”了,才能让在位的干部有危机意识,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岗位,让向上的干部有奔头有干劲,更加如临如履、兢兢业业,从而形成万马奔腾的竞争局面,更好地构筑政治生态。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印象中,组织部“管进”,纪委“管出”,仿佛只有被纪委盯上的干部才可能离职。《规定》实施后,组织部门不仅“管进”,也可以“管出”,尤其是把那些没有大过、没有严重违纪违法行为,但在其位不谋其政、能力素质不适应的干部调整下来。客观地讲,这既是一项新任务,也是一个新挑战。

如果说,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治理目标之一是“为官不为”,推进“能上能下”本身也要克服“为官不为”。毕竟,相比于反腐案件的黑白分明,“能下”的规定虽然明确,却并不一定有那么“紧迫”;相比于“能上”的皆大欢喜,“能下”肯定会得罪人,甚至还会“惹麻烦”。因此,能否克服“好人主义”、是否具有担当精神,是推进“能上能下”的关键。在此过程中,既要解开不合时宜的思想扣子,也要普及与时俱进的从政文化。

一是在思想方面,要进一步破除“官本位”的陈旧观念。“能上能下”之所以久推不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荣下辱”“下必有错”的思想障碍。这种认识上的偏差,使得一些领导干部不想“下”,也使得组织部门不“忍”下。解决“能下”的难题,首先就要从减少干部“下”的思想阻力开始:领导干部也是社会职业的一种,为何体制外的人可以“下”,体制内的人就不行呢?为何其他行业可以进退自如,领导干部降职就会觉得“丢脸”呢?

二是在行为方面,要确立“有为有位”的鲜明导向。从选拔任用的角度来看,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的根源,还在于重视提拔、轻视使用,一些庸官懒官太平官的出现,莫不与此有关。“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干部本来就要干事的,啥也不干,要你干啥?啥也干不好,留在此地为何?有为才有位,在位必须为,上去的可以下来,下来的也可以上去,实现“上”和“下”的辩证统一、“入口”和“出口”的有效对接,干部队伍才能是一池活水、充满活力。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党的以来,多名省部级干部的“断崖式降级”,为干部“能下”提供了最新案例。在有了明确的规定以后,干部“能上能下”的目标能否落实,开始的几步很关键;抓几个典型案例,也很重要。

反对好人主义圈子文化对照演讲稿篇3

“四个全面”事关治国理政全局,决不能允许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扰乱整体布局,让权力被一些权欲熏心的人用于扩展其野心的小圈子

多次强调,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而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清正的从政环境,就必须清理各种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要对那些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的党员干部当头棒喝:“圈子文化”不是共产党人的文化,必须痛加鞭挞,坚决抵制。

党内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具有依附性、投机性、帮派性、贪婪性的特点,是一种具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腐朽文化。各级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这种“圈子文化”,玷污了共产党人应有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和风气。在这次反腐斗争中揭露出来的帮派圈子,无论是人身依附,还是搞政治投机、结党营私,都离不开个“贪”字。人们常用“巨贪”“贪得无厌”“贪赃枉法”来形容他们。这种贪婪性,决定了他们不管有多高的地位、多大的权力,最终必将自绝于党和人民,受到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的严惩。

多年来,我们党对于自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考验和风险,是十分清醒的。其中,执政的考验,腐败的危险,尤为严峻。这是因为,权力具有两面性,既可以用来为人民服务,又会诱使掌握权力的人利欲熏心、以权谋私。我们党要长期执政,就要长期应对这种考验。在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过程中,这种考验尤为突出和尖锐。因为“四个全面”事关治国理政全局,涉及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和战略走向,决不能允许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扰乱整体布局,让权力被一些权欲熏心的人用于扩展其野心的小圈子。

抵制和反对源于封建主义的“圈子文化”,是一项长期的思想政治任务,需要找到长治久安的办法。首先,要抓价值观建设。“圈子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极端利己的维护帮派私利的价值观。共产党人的文化,内核就是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取向,就是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优良文化传统。这种共产党人的文化,同“圈子文化”是根本对立的,同时又是克服“圈子文化”的有力武器。共产党人既要成为全社会弘扬和践行*的模范,又要弘扬和践行共产党人特有的优良传统和价值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不搞小圈子,不走腐败路,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其次,要抓阳光制度建设。“圈子文化”的滋生和蔓延,极大地破坏了党的各项制度。强调,关键是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同时,他还指出,要加强对典型案例的剖析,深化腐败问题多发领域和环节的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体制缺陷和制度漏洞,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同理,解决“圈子文化”,也要把建立阳光制度作为一个重要的抓手。

最后,要通过法治管住“圈子文化”。“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所以把法治和发展、改革、治党联系起来、结合起来,正是为了找到一个治本之策、长治久安之道。只要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把我国建成一个*,封建主义就没有了滋生的土壤,“圈子文化”就失去了蔓延的空间。各级干部身体力行抓法治,有针对性地抓,坚持不懈地抓,一定能抓出一个风清气正的党建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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