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体制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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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来,《决定》极大地激发了教育的活力,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然而,教育体制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一份30年前中共中央颁布的文件,如今依然激荡着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心。 

纪念《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30周年大型论坛5月25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专家学者围绕“全面深化教育改革,办更好的教育”主题,回顾30年教育发展历程,为当今的教育改革建言献言。 

“教育改革首先是人才培养体制的改革,这是教育界不能动摇的思想” 

在与会专家看来,《决定》开启了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序幕,极大地激发了全民关心教育、支持教育、办好教育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进中国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指出,《决定》作为行动纲领,引领和影响着30年来我国教育事业的各项决策和部署。从1986年颁布《义务教育法》到1993年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从1999年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决定》到2010年印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教育事业改革发展进程中的一座座里程碑,都能看到当初《决定》的身影”。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说,《决定》鲜明地提出要重视人才,“教育改革首先是人才培养体制的改革,这样一个红线是贯穿始终的,是教育界不能动摇的思想”。 

在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袁振国看来,《决定》从三个方面根本改变了中国教育的面貌:“一是基础教育地方负责、分级管理,调动起省、县发展教育的积极性;二是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大体相当,这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技术技能人才;三是下放高校办学自主权,招生、分配等由大学自主决定,带来了高校办学模式的彻底改变。” 

“改革之路不可能一马平川,坚持价值守望很重要” 

与会专家提出,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当前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人才培养质量不够高、国际竞争力不够强、优质教育资源短缺等难点问题。 

“当前,我们的教育资源配置仍然不够均衡,区域、城乡、学校间的差距仍然较大。在中西部农村仍有不少学校基本的校舍安全难以保障,教学仪器设备严重短缺;虽然实现了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4%的目标,但是非财政性教育经费所占比例下降;学校作为办学主体的地位还没有落实到位,在一些地区和学校违背教育规律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状况都需要不断探索完善。”钟秉林表示。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提出,教育改革既涉及观念转变,也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因此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措施也不可能招招见效,要允许试错归正。“改革进程中有喜悦,也会有阵痛,改革之路不可能一马平川。在改革的征途上,坚持价值守望很重要”。 

国家怎样管理和支持大学建设,是靠批项目、基地和评估、评奖等外力驱动,还是靠大学内在驱动?对此,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认为,我国大学在治理和文化上存在很多问题没有理清,高等教育发展靠政府拉动的多,大学自发的少;自上而下的多,学术驱动的少;功利性的短期项目多,长期的少。他不无担忧地说:“大学整天围着大大小小的指挥棒转,疲于应付,很难静下心来从点滴做起,谋划长远。” 

“简政放权,教育部门和其他部门应各有担当” 

“究竟应该如何推进‘简政放权’?地方教育部门要简什么、放什么?大学究竟想要什么权?”袁振国提出的这个问题,引起与会专家的热烈讨论。 

对此,孙霄兵回应说,前不久,教育部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对推进政校分开,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做了具体的规定,对于简政放权是一种有力的推动。 

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说:“政府部门放权的前提条件在于,责、权、利要有分担机制。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对责任界定不清晰,导致一放就乱、一管就死。”他认为,“对于简政放权,教育部门和其他部门应各有担当,浙江正在推进把专业建设权、教授评聘权还给高校,是一种积极的尝试”。(记者董少校储召生柯进5月25日发自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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