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信息公开岂能因领导卡壳(一)
最近有媒体报道称，浏览70多所高校的信息公开专栏，发现了不少问题。比如，要求公开的信息条目不达标，公开的信息过于笼统或简洁，语言表述遮遮掩掩，投诉和监督渠道略显模糊，一些关键性的信息有意回避。尤其是“校领导因公出国情况”成了信息公开的普遍盲区，除了清华大学等极少数高校，绝大多数高校都未公开此项内容。
可以设想，如果校领导的公共信息都不能公开，那么已经公开的信息可信度是否会打折扣？在高校普遍推进信息公开的关键时期，切莫让“领导出国情况”成为妨碍信息公开的“最后一公里”。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7年实施后，高校的信息公开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教育部继2010年发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之后，今年又发布了《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相继列出财务信息、招生考试信息、管理服务信息等10个大类50条具体的公开项目。高校实行信息公开，是信息公开由政府层面延伸到公共企事业单位层面的重要举措。
信息公开的目的是为了便于监督，监督的前提是要最大限度地保证公众的知情。然而遗憾的是，许多高校并未意识到公开的深意所在，或者在权力的指导下“有限公开”，或者延续传统的官本位思想瞒天过海，其结果是有意堵上了公众监督的渠道。对信息公开之所以遮遮掩掩，根本上还是因为一些高校没有摆脱行政思维的传统逻辑。当权力无视“社会的眼睛”时，公开与监督必然陷入一场猫捉老鼠的博弈。
信息公开并不是“走走程序”、“做做样子”，而是要确保信息的真实性以及监督过程的开放性和可操作性。《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中特别强调要公开公众的投诉和反馈渠道，然而，许多学校并未提供信息核实的责任部门和联系方式。同样，《清单》中特别强调要主动公开有关争议的处理方式，但这方面的信息反倒变成了最大的隐私。
国外大学在信息公开方面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美国高校特别强调信息公开的层次，换言之，什么信息应该公开，信息对谁公开，公开到何种程度，这些都有明确的规定。尤其是公立大学，信息公开并非依据简单的行政条例，而是有来自立法层面的法理支撑。不得不承认，美国和英国的《信息自由法》直接影响了大学信息公开的进程。在相关法律